我们现在讲诚信不是现代人们的突发奇想，而是有历史渊源的。早在中国古代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诚信观。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沿着德和法两条线发展的。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产生了儒家和法家两大派，实际上就提出了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问题。在中国历史上，长期以来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，因而形成了重德轻法的局面，也使道德文章十分丰富，道德学说传播广泛。中国古代的道德学说主要讲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其中诚信是一项重要内容，因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的诚信观，就是对诚信问题有很多真知灼见。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：
    第一、信是立身之本。中国古人认为，人活在世上，惟有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。否则，难以在世上生存。孟子讲：“人天生存诚”。是说诚信是人的本性。人生下来的时候，处于自然境界的时候，都是诚实的，不知道欺诈的。孔子说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是说人没有信用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苏东坡说：“天不容伪”。是说天下不容忍伪虚伪欺诈行为。它给我们的启示，就是要做诚信的人，而不能做一个虚伪欺诈的人。 
　　第二、诚信是待人之态。中国古人认为，人与人之间交往，要相互之间讲信用、讲诚实。这是一种待人接物的根本态度。朱熹讲：“人忠诚有信，事忠诚有恒。”是说人只有相互忠诚；才能有信用和信任；事业只要有忠诚，才能长远和永恒。曾国藩讲以诚交友，他说：“君子之道，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”。“以诚感人者，人以诚而应”。是说正人君子要提倡讲忠诚，只要你对大家忠诚，人家才会以忠诚对待你。它给我们的启示，就是人和人之间交往，要以诚相待。 
　　第三，诚信是安民之策。中国古人认为，要想使人民安居乐业，就必须讲诚信。魏征讲：“君子所保，惟在于诚信，诚信立则下无二心。”．是说君子所保持的道德情操就是诚信，只有把诚信立为规则，才没有二心，人们才能和睦相处。曾国潘说：“百心不可以得一人，一心可得百人。”是说要想赢得人心，赢得民心，就必须对老百姓讲忠心，讲良心，否则就难以争得人心，获得民心。它给我们的启示，就是作为人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，要用诚信去争取民心。这是根本之策。 
　　第四，诚信是治政之道。中国古人认为，治理国家，掌握政权，必须得到，人民的信任和拥护，否则就会自取灭亡。孔子讲：“民无信不立。”是说人民不信任政府，政府就无法立足。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说，足食、足兵、民信这三项，让你去掉一项，你先去掉哪一项，孔子说首先去掉军备。子贡又问在两项中再去掉—项，还去掉哪一项?孔子说去掉粮食。因为没有粮食最多不过死亡，自古以来人就难免一死，而人民对政府没有了信心，政府就站不起来。曾国藩说：“驭将之道，最贵推诚，不贵权术。”是说要掌握军队，驾驭将领，就要讲忠诚，而不能耍权术。曾国藩主张军人要讲“血诚”，就是要用生命和鲜血去换取忠诚。曾国藩本人就曾经四次自杀，以取得忠名。它给我们的启示，就是治国治政也要讲诚信，诚信就会得民心，得民心就会无往而不胜。 
　　第五，诚信是经商之法。中国古人认为，经商要讲信用，不讲信用，不但赚不到钱，甚至可能带来灾祸。管子说：“非诚贾不得食于贾。”是说不讲诚信的商人不能经商，不能以商谋生。旬子说：“商贾敦悫无诈，则商旅安，货财通，而国求给矣。”是说诚信可以促使商业兴旺，国家繁荣。中国古代的徽商，以“忠诚立质”，以“信义服人”，在明清时代，称雄商贾，财富日增，事业日隆，家业日兴，传为佳话。他们事业的成功，靠的就是诚信。这就是所谓“诚者有信，不诚无物”。它给我们的启示，就是经商做买卖必须讲信用。讲信用，是市场经济的道德支撑，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根本之策。“祸莫大于无信”。经商而不讲信用，靠欺诈获取不义之财，只能是一锤子买卖，不可能持久。因为商业欺诈行为，它的最终结果就是自我毁灭。 
　　第六，诚信是破欺之方。中国古人认为，只能诚信，才能破除欺骗，消除欺诈。曾国藩讲：“诚者不知欺”。“至诚无欺”又说：“惟天下之至诚，可破天下之至巧”、“欺人自欺，灭忠信，丧廉耻。”他主张多用朴实无华，没什么心计的人，官气重、心计多的人一律不用。它启示我们，倡导诚信达到最高程度，社会每个成员都讲诚信，欺骗欺诈就没有市场，就没有立足之地，而不会出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