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现在讲诚信不是现代人们的突发奇想,而是有历史渊源的。早在中国古代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诚信观。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沿着德和法两条线发展的。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产生了儒家和法家两大派,实际上就提出了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问题。在中国历史上,长期以来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,因而形成了重德轻法的局面,也使道德文章十分丰富,道德学说传播广泛。中国古代的道德学说主要讲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其中诚信是一项重要内容,因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的诚信观,就是对诚信问题有很多真知灼见。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: 第一、信是立身之本。中国古人认为,人活在世上,惟有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。否则,难以在世上生存。孟子讲:“人天生存诚”。是说诚信是人的本性。人生下来的时候,处于自然境界的时候,都是诚实的,不知道欺诈的。孔子说: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”是说人没有信用,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苏东坡说:“天不容伪”。是说天下不容忍伪虚伪欺诈行为。它给我们的启示,就是要做诚信的人,而不能做一个虚伪欺诈的人。 第二、诚信是待人之态。中国古人认为,人与人之间交往,要相互之间讲信用、讲诚实。这是一种待人接物的根本态度。朱熹讲:“人忠诚有信,事忠诚有恒。”是说人只有相互忠诚;才能有信用和信任;事业只要有忠诚,才能长远和永恒。曾国藩讲以诚交友,他说:“君子之道,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”。“以诚感人者,人以诚而应”。是说正人君子要提倡讲忠诚,只要你对大家忠诚,人家才会以忠诚对待你。它给我们的启示,就是人和人之间交往,要以诚相待。 第三,诚信是安民之策。中国古人认为,要想使人民安居乐业,就必须讲诚信。魏征讲:“君子所保,惟在于诚信,诚信立则下无二心。”.是说君子所保持的道德情操就是诚信,只有把诚信立为规则,才没有二心,人们才能和睦相处。曾国潘说:“百心不可以得一人,一心可得百人。”是说要想赢得人心,赢得民心,就必须对老百姓讲忠心,讲良心,否则就难以争得人心,获得民心。它给我们的启示,就是作为人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,要用诚信去争取民心。这是根本之策。 第四,诚信是治政之道。中国古人认为,治理国家,掌握政权,必须得到,人民的信任和拥护,否则就会自取灭亡。孔子讲:“民无信不立。”是说人民不信任政府,政府就无法立足。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说,足食、足兵、民信这三项,让你去掉一项,你先去掉哪一项,孔子说首先去掉军备。子贡又问在两项中再去掉—项,还去掉哪一项?孔子说去掉粮食。因为没有粮食最多不过死亡,自古以来人就难免一死,而人民对政府没有了信心,政府就站不起来。曾国藩说:“驭将之道,最贵推诚,不贵权术。”是说要掌握军队,驾驭将领,就要讲忠诚,而不能耍权术。曾国藩主张军人要讲“血诚”,就是要用生命和鲜血去换取忠诚。曾国藩本人就曾经四次自杀,以取得忠名。它给我们的启示,就是治国治政也要讲诚信,诚信就会得民心,得民心就会无往而不胜。 第五,诚信是经商之法。中国古人认为,经商要讲信用,不讲信用,不但赚不到钱,甚至可能带来灾祸。管子说:“非诚贾不得食于贾。”是说不讲诚信的商人不能经商,不能以商谋生。旬子说:“商贾敦悫无诈,则商旅安,货财通,而国求给矣。”是说诚信可以促使商业兴旺,国家繁荣。中国古代的徽商,以“忠诚立质”,以“信义服人”,在明清时代,称雄商贾,财富日增,事业日隆,家业日兴,传为佳话。他们事业的成功,靠的就是诚信。这就是所谓“诚者有信,不诚无物”。它给我们的启示,就是经商做买卖必须讲信用。讲信用,是市场经济的道德支撑,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根本之策。“祸莫大于无信”。经商而不讲信用,靠欺诈获取不义之财,只能是一锤子买卖,不可能持久。因为商业欺诈行为,它的最终结果就是自我毁灭。 第六,诚信是破欺之方。中国古人认为,只能诚信,才能破除欺骗,消除欺诈。曾国藩讲:“诚者不知欺”。“至诚无欺”又说:“惟天下之至诚,可破天下之至巧”、“欺人自欺,灭忠信,丧廉耻。”他主张多用朴实无华,没什么心计的人,官气重、心计多的人一律不用。它启示我们,倡导诚信达到最高程度,社会每个成员都讲诚信,欺骗欺诈就没有市场,就没有立足之地,而不会出现了。 |